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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肉搜索”应区分对个人信息的公布与滥用

    从2001年的微软陈自瑶事件,到2006年的“踩猫事件”、“铜须门”事件;从2007年的钱军打人事件、3377事件、华南虎事件,到2008年的“贞操MM”事件、“史上最牛小三”事件、车展红衣清洁工MM走红网络事件、辽宁口出秽言狂骂四川灾民事件等,无一不折射出网络的力量。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就是所谓的“人肉搜索技术”。
    目前,从已经发生的几起“人肉搜索”事件来看,在有的事件中,人肉搜索本身是被作为积极工具来使用的,在有的事件中却被用来实施侵权行为。由此引起了人们对“人肉搜索”工具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人肉搜索”应该禁止。不过,反对派或禁止派所持的具体理由有所不同:一种理由是“人肉搜索”属于“网络暴力”,应该禁止。另一种理由认为,“人肉搜索”为网络暴力提供了对象、信息以及制造舆论和氛围的机会,而网络暴力似乎也为搜索者提供了动力。“人肉搜索”践踏人的隐私权乃至尊严,恐怖的网络暴力颇有“大字报”当年的特征,因此,应该禁止。赞成的观点认为,“人肉搜索”能够维护法律之外的那片天地,对那些不符合道德观念却不违法的行为起到震慑作用。不能因为“人肉搜索”与网络暴力有了这样的关系,就简单地认为“人肉搜索”就是网络暴力,从而盲目叫停。实际上“人肉搜索引擎”像其他任何科技产品一样,也只是一个工具,人们可以用它来做好事,也可以用它来做坏事。为此,有必要对“人肉搜索”及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尤其是隐私权问题进行思考。
    应该区分对个人信息的公布与对个人信息的滥用
    从已经出现的人肉搜索事件中可以发现,基本上都有将被搜索人乃至其家庭成员的姓名、家庭住址、工作单位、电话号码、恋爱史、性生活信息等个人信息公布于网络论坛上的现象。与是否侵犯名誉权不同的是,“人肉搜索”中最有争议的就是公布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是不是一种隐私侵权行为。之所以会存在这种争议,主要原因由于立法不明确,理论认识对于何谓个人隐私、其范围与界限等在认识上存在很大分歧。另外,隐私还有心理学、法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上的认识;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甚至同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时期,其关于隐私的观念和认识也存在差别。
    在法学上,目前,主流的理论和观点认为,隐私是一种不愿意被他人知悉的个人信息,由此,未经允许擅自刺探、公布或知悉他人的姓名、肖像、住址、手机号码、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的行为都是一种隐私侵权行为。在这种观点看来,只要未经许可或违反主体意愿擅自刺探、公布或知悉主体个人信息的行为,都是一种隐私侵权行为。可见,在这种主流观点看来,隐私及构成隐私侵权的一个关键要件就是主体的主观愿望,即不愿意让他人知悉,凡是主体不愿意让他人知悉的个人信息都是隐私;凡是违背主体意愿公布其个人信息的情形,除了特别情形外,都属于隐私侵权行为。另外,主流观点还认为,只要不是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公布,主体在将自己的某种个人信息向特定个人或群体披露后,对其他个人或群体仍然享有隐私权,如果其他人未经许可擅自公布其个人信息的,仍然构成隐私侵权。
    对主流观点持异议,理由在于:不加区分地把所有个人信息都纳入到隐私的范围,并因此认为只要违反主体意愿公布其个人信息的行为都是隐私侵权行为的观点忽略了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个人信息的区别,混淆了公布或知悉个人信息和对个人信息的利用行为:一类是与人格尊严有直接关系的个人信息,另一类是与人格尊严没有直接关系的个人信息。一方面,并非任何个人信息都与人格尊严有直接关系,都应该纳入到人格权保护的范围。诚然,一般来说,对于诸如裸照、性生活、恋爱史等生理缺陷等与人格尊严有直接关系的个人信息一旦公布或被他人知悉,而不考虑后续的滥用行为,往往就会对我们的人格尊严或精神造成伤害。而像电话号码、家庭住址、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与人格尊严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完全是主体特定时期与外界交往所不可或缺的信息,尽管它们也具有个人属性,但是,披露或公布这些个人信息并不会对主体的人格尊严或精神利益造成任何直接损失或侵害。另一方面,公布或知悉主体的个人信息和对个人信息的滥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事实上,像电话号码、家庭住址、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仅仅被他人知悉,或知悉后不被滥用,完全符合这类信息的功能——有利于正常的社会交往,对主体不会造成任何危害或损害。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许多人通过印制和向他人发放名片的现象中得到印证。显然,名片上载有我们的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电话等属于联系方式的个人信息。我们之所以给别人名片,就是希望今后能够据此进行正常的联系。
    由此可见,应该区分对个人信息的公布或知悉与对个人信息的滥用,二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即使有人知悉并利用了主体的这些个人信息对主体进行侵害,那也是对个人信息的滥用行为,其所侵害的是主体的其他权益,而非隐私权本身,如利用电话号码电话骚扰或发送垃圾短信的行为侵害的是主体的通信自由而非隐私权,知悉主体的家庭住址后到其家门前示威或向其门上泼墨水等行为,侵害的是主体的物权而非隐私权等。实际上,一般人之所以不愿意自己的某些个人信息,如电话、家庭住址、工作单位被他人知悉,而是害怕一旦被他人知悉后被滥用,从而给自己造成其他伤害。可见,主流的观点不仅忽略了两种不同性质的个人信息,也混淆了对个人信息的公布或知悉与后续的对个人信息的利用或滥用行为。
    法律规制重点应是对个人信息滥用过程中所侵害的权益及其保护
    对于“人肉搜索”中涉及的公布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问题,应该区分公布的信息类型及公布信息行为与后续的信息滥用行为。基于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而公布他人的姓名、肖像、住址、手机号码、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行为本身是合法的、正当的和必要的;而只有擅自公布他人的性生活信息、裸照等与人格尊严有直接关系的个人信息才属于隐私侵权行为。不管哪种个人信息,都不得被滥用。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个人信息的滥用行为。由此,针对“人肉搜索”和“网络暴力”问题,法律应该规制的重点是对个人信息滥用过程中所侵害的权益及其保护,而不应该是禁止公布他人的姓名、肖像、住址、手机号码、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行为本身。否则,不仅有碍于公众的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也是舍本逐末。事实上,滥用他人的个人信息所实施的侵权行为往往侵害的不是隐私权,而是其他权益,如知悉他人住址后围攻他人住宅侵害的是他人的物权或生活安宁权,利用他人的电话号码打电话骚扰,侵害的是他人的通信自由权等。如此,立法应该做的是承认个人的不被电话或通信骚扰的权利——通信自由权、住宅或生活不被打扰的权利、行为不被跟踪的权利等。
    总之,对于人肉搜索中的隐私问题,应该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区分并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个人信息,即并非所有的个人信息都与人格尊严有直接关系,都应该给予隐私权保护。按照与人格尊严有无直接关系,可以把个人信息分为与人格尊严有直接关系的个人信息和与人格尊严没有直接关系的个人信息,只有前者才可能构成隐私;后者不属于法学上讲的隐私,不应该给予人格权或隐私权保护。另外,即使对于一般人而言属于隐私范畴的个人信息,对于公众人物、名人或政府官员来说,未必也是隐私。换言之,与一般人相比,公众人物、政府官员或名人在隐私范围上更具有克减性。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地位与职责使得其更有义务满足公众的知情权需要,接受舆论监督和言论评价。二是坚持言论自由、舆论监督、知情权和隐私权的合理平衡。不能顾此失彼,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的做法和观点都是有失偏颇的。